中国著名《古兰经》翻译家、研究家林松教授接受《古兰经》通讯社专访
中国著名《古兰经》翻译家、研究家林松教授，在北京接受了伊朗《古兰经》通讯社的采访，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专访内容。
第一部分
记者：您作为中国著名《古兰经》翻译家和研究家，我们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的主要经历，以及翻译《〈古兰经〉韵译》的情况。
林教授：我的名字是雅哈亚•赛努拜尔•林松，雅哈亚是我诞生后家长取的一个经名，因为叫雅哈亚的人比较多，需要配搭上另一个名字才能区别开，我长大以后增加了一个赛努拜尔。赛努拜尔在中文里正好是松树的意思，而且我姓林，叫林松，林代表许多树，我采用赛努拜尔复数词，有大松树林的意思，刚好与我的姓吻合。加上赛努拜尔后，就可以与其他叫雅哈亚这个名的人区别开了，雅哈亚•赛努拜尔合在一起，还有近似中国成语“松柏常青”的意思。
1930年我出生在逐个西南边疆一个伊斯兰气氛特别浓厚，也可以说是全世界特别知名的村庄云南沙甸，这个村庄经济发达，人杰地灵，在穆斯林之间知名度很大，可以举例说明，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全中国派出了33个留学生，分五批到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留学，其中仅我的家乡沙甸这个村庄就有5个人，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著名学者穆罕默德•麦克尼•马坚先生，毕生从事伊斯兰教教育、桃李满门的优素福•张子仁大阿訇；光是姓林的共有3个，我家就有两个，一个是我的父亲优努斯•林兴华，一个是我的叔叔欧斯曼•林兴智。另一个叫赛尔德•林仲明，是同一家族的族兄。除叔叔林兴智长期定居沙特阿拉伯吉达港外，其余两人都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他们五人都已归真，祈求安拉慈悯他们！
我从小就师从著名学者马坚教授（محمد مكين）学习阿拉伯语，跟中国四大著名阿訇之一希拉伦丁•哈德成学习《古兰经》。当时，还有许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全国著名的汉族教授给我们讲授中文、数学、哲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使我们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与熏陶。他们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从沦陷区流落到云南昆明的。在沙甸，当时马坚正在翻译《古兰经》，每天译好的稿子都要让我们誊抄副本，以便多处保存，防止意外，如预防敌机轰炸，因为当时日本经常空袭；当然，抄写本身也等于作为教材辅导我们学习《古兰经》。当时，优素福•张子仁大阿訇也是我的老师。因此，我从小受到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熏陶是很深的，尤其对哈德成阿訇用“特智维德”（تجويد）朗诵《古兰经》非常感兴趣。哈德成阿訇是一位语言学家，他懂英文、乌尔都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他在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担任伊玛目时，经常有外宾到这座清真寺礼主麻，他讲瓦尔兹很特殊，分别用阿拉伯、英文、乌尔都文、中文边讲边翻译，极受欢迎。他诵读《古兰经》，声音优美，抑扬顿挫，我们每次听他诵读，心灵都受到震撼。正是因为他的讲授和诵读，使我幼小的心灵就直觉到《古兰经》的奥妙和优美，虽然它不是诗歌，但具有诗歌般的吸引力。我就想，如果把《古兰经》翻译成韵文体，那该有多好，所以，我就寄希望于那些精通阿拉伯文、懂得诗歌的穆斯林诗人、词家来翻译《古兰经》。
我就读的学校，本来准备把我们送到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留学，但因为时局的变化，先是抗日战争，日本投降不久，就是解放战争，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留学的愿望不但实现不了，而且我所学的阿拉伯文，以及宗教知识都没有用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从云南昆明到达首都北京，仍然抱有继续深造阿拉伯文的希望，但在当时新中国与任何穆斯林国家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许多学阿拉伯语专业的人都改行了。我听从老师马坚、白寿彝教授的建议，到著名的辅仁大学附属中学任教，讲授中文课程多年，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参与《中国通史》的编写，最后调到中央民族大学。也就是说，几十年来，我始终从事中文教育，教授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我讲授过全部中国文学通史，讲授过局部断代文学史，讲授过唐诗、宋词、元曲，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并且有机会在教学与研究的漫长实践中对古老而又极其丰富的中国文化，包括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等等，都有所接触，且逐渐熟悉，特别是在浏览和梳理的过程中，捕捉到从唐、宋朝到元、明、清的许多穆斯林文人用汉文著作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作品，对于研究回族学很有帮助。还促使我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些西域穆斯林作家中，最早出现的是祖先来自伊朗的波斯人，即南唐五代的李洵（人们都习惯于称呼他为“李波斯”）和他的妹妹李舜弦，他俩的词和七绝诗，至今仍然在流传，被收集在古典丛书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可以认为是我教学实践中的宝贵收获。但我心里始终没有忘掉，要为自己的民族，为穆斯林同胞，为伊斯兰教，为宣传《古兰经》服务。我一直等待有人把《古兰经》译成诗歌体，但始终没有盼望到，我自己想作试验，但也不敢去做，因为，当时我的工作很繁忙，自己认为也不够水平，没有那个条件，连我的老师马坚先生那样权威的专家学者在解放前翻译的《古兰经》都没有机会出版。最令人惋惜的，是等马坚先生全译本正式出版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没能看到自己多年呕心沥血的成果。所以，当时我仅仅有试图翻译的空想，而我本人又从事跟伊斯兰和《古兰经》毫不相干的繁杂工作，原有的阿拉伯语基础和知识也生疏了、淡忘了，尽管我心中始终铭刻着、牢记着《古兰经》对我的影响，也持续不断地诵读着、复习着《古兰经》。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四人帮”倒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候我才开始用业余时间，借助以前学习的底蕴写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文章和论文，研究回族历史。我也试着把《古兰经》翻译成韵文体。1979年，首先我选择了中国流行的一个版本，叫“ختم القران Khatam qoran”，是一个文选性的版本，其中收集了一些《古兰经》的短章，及部分长章的片段，我就试着用诗歌体翻译出来，由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油印出版，当时出版了两千册，是出于一种试探性的计划，主要是看一下社会上对《古兰经》韵译的需求和反应，看是否受欢迎。
这个译本出版以后，马上就广发到各地，深受大家的欢迎，我接到了上千封鼓励信，很多人来信说，韵译《古兰经》读起来通俗流畅，好记容懂，而且琅琅上口，希望你把整部《古兰经》用这种文体翻译出来。当时我国已经有好几个《古兰经》译本，但全文韵译本还属暂缺 。所以，我就开始摸索翻译，全程跨度大概有七、八年之久，因翻译期间工作繁忙，零敲碎打的事情很多，实际用来翻译的时间，累计大概是三年多、近四年的光景。
在当时，《古兰经》研究还是一块荒芜的地盘，很少有人去耕耘、去研究，因为属于宗教领域，在极“左”思潮统治下，甚至是一个禁区，很敏感。当时我只能悄悄地、默默地翻译。后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形势转变，紧张的气氛逐渐宽松，我才陆续将《古兰经》韵译本全部完成，于1988年公开问世，引起了各方面读者的重视。
在我国穆斯林学者当中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汉语根底很深，国学造诣高，历史基础扎实，文章也写得好，但他们不懂伊斯兰经典，不懂阿拉伯文，对自己的母族，对伊斯兰文化比较生疏；另一种类型是阿拉伯语很好，精通经典、圣训，但他们的国语和汉学根底很差，不能够用汉文来写文章，他们在讲经时，用一种特殊的、传统的经堂语表达，不懂经堂语的人，很难听懂他们在讲什么。因此，他们虽然精通或熟悉伊斯兰教经典，但只限于口传面授，不能够书面翻译，所以，影响的范围比较小。
改革开放初期，在伊斯兰文化学习与研究间断几十年后，穆斯林知识分子寥寥无几，像我这样类型的，有一点点阿拉伯语、《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底子，而且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的人很少，所以，引起了穆斯林的重视。大家都鼓励我向《古兰经》翻译和伊斯兰研究方面发展。在穆斯林学者中，对《古兰经》的关注，我的兴趣似乎显得比较浓烈，其实，用中国的谚语作比喻，主要是因为“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当时从事伊斯兰研究的人那么少，选择这个专题的人不多，实际比我造诣渊博的学者大有人在，只是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不在这方面，从事翻译和撰写文章的人就显得少一些罢了。感赞安拉！我是本着在家乡从小被熏陶而潜在、积淀的“伊玛尼”（信仰）根基，加上自己的父母和祖父，以及广大穆斯林朋友对我的关切和期望，鞭督我应该多为自己的母族，为自己的宗教作奉献。多种因素使我觉得有必要缩小或放弃我原来所从事的专业，全力以赴地从事《古兰经》韵译和伊斯兰研究。而从事伊斯兰研究跟我的职务、专业与工作岗位毫无联系，我甚至因此受到非议与谴责。其实，我也在尽力执行担负的本职工作，教学上同样完成甚至超过规定的课时，科研方面同样承担非宗教性专题研究，而且有文章发表，成果不比任何同事少。但由于业余也研究伊斯兰教课题，还是存在“不务正业”、“种自留地”的嫌疑，闲言碎语不时传入耳朵，何况当时研究宗教又处于非常敏感的阶段，甚至会面临风险。这一切，我都不太介意，在几辈人和穆斯林大众的鼓励下，尤其是已故老父亲优努斯•林兴华（祈求安拉慈悯他）的支持下，我鼓起勇气，默默地耕耘，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完成预计的意念。通过多年的奋斗，出了一些成果，包括1988年出版的《古兰经韵译》，虽然微不足道，但却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两年后，即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进入退休年龄，本来还可以被反聘留任，继续工作，继续招收、培养研究生，但我毅然决然选择离休之路，以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抛开外在干扰，集中精力继续《古兰经》的学习与研究。如果不离休，我成天得忙碌于备课，由于兼任一些职务，开会较多，很少有个人支配的时间。这些工作跟我想研究的学科毫无联系。知感真主，我从1991年离休后，就有了自己头顶上的一片蓝天，有了实现愿望的空间。
实际上，我是从80年代初就开始试探并致力于民族、宗教研究的，当然，只能算是业余爱好，80%的时间必须用于教学和本职工作，只能抽出晚上的时间夜以继日地从事个人的研究。到91年离休后，我除偶尔允诺撰写少许文学方面的约稿外，基本上已然放弃了从事多年的古典文学专业。通过几年的努力，不仅完成了《古兰经》韵译工作，而且还撰写了《〈古兰经〉知识宝典》，2007年出版了《〈古兰经〉在中国》，此外，我给其他学者撰写了80多本书的序言，其中有的学者比我岁数大，还有的是美籍华人，大多数是中青年，我觉得我有义务为他们服务。当然这对我自己的计划也有一些冲击和影响，因为，为他们写序，我就必须读他们的原著，这样就花费了我很多工夫。所以，我的时间很分散，很零碎，我很想把精力集中在某一项专门课题上，实际上很难办到。
记者：据悉您准备编写一部《〈古兰经〉分类详解大辞典》，请您介绍一下进展情况。
林教授：由于《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最高经典，是伊斯兰教国家据以立法制宪的首要依据，是全世界 13 亿穆斯林在宗教领域与世俗生活中立身处世的言行指南，也是东、西方学者研究伊斯兰学术、文化必须参考的主要文献。为帮助广大读者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古兰经》全貌，及世界各国对《古兰经》翻译、注疏的成果及其动向，我才发起编纂《〈古兰经〉分类详解大辞典》。我曾经看到很多国家出版的《古兰经》大辞典，几乎都是索引性的，想查找某个词出自某章某节，共计出现多少次，非常方便，速度很快，却不一定带注释。而有很多《古兰经》注释本，注释虽然特别丰富详细，某一节重要经文甚至可以用千言万语来注释，但都是按《古兰经》编排次序解释，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不能使他们在学习《古兰经》时集中浏览与某个问题密切相关的综合性资料，不能一系列地查找到所有近似的内容。类似我所策划的体例和分类方式的大辞典，如果编纂成功，读者需要某方面的辅助，循类以求，资料集中，就大可不必翻来覆去地东寻西找。
为便于读者查阅，本辞典正文按类别编排，以保证相类词条之集中，并使“参见”条目紧附主条之后，以免读者来回翻检之麻烦。分类不避细碎，以醒目、方便、易查为原则，保证从各个侧面与角度查寻。循类以求，可对经文内容、辞典性能与分类规律逐渐熟悉，获得较系统、完整的印象。
到目前为止，这部辞典大体上有个轮廓，已计划分成的类别有：
1. 章名介绍篇； 2. 安拉美称篇；。3. 认主独一篇； 4. 宗教礼仪篇；
5. 末日景象篇； 6. 其他宗教篇； 7. 品德修养篇； 8. 社会主张篇；
9. 战争和平篇； 10. 婚姻家庭篇；11 日常生活篇；12. 人物故事篇；
13. 身份称谓篇； 14. 身体部位篇；15 动物植物食物篇；
16. 金属矿物篇； 17. 器皿用具篇；18. 宇宙自然篇；19. 代数词组篇；
20. 时间空间篇； 21. 常用名句篇；22. 章首字母（隐晦经文）篇；
23. 呼告祈祷篇； 24. 召唤提示篇；25. 指物起誓篇；26. 质疑反问篇；
27. 外文译注篇； 27、《古兰学》篇：28．其它附录篇………………
自然，在编写过程中，类别还可以增添、合并与调整。由于此工具书最显著之特色是分类，且不遗漏经文的任何实词、词组、短语、句子，与前人所编《古兰经辞典》大不相同，故有其首创的开拓意义和出版价值。
释文一般包括对词汇原意的简释，附以阿拉伯文原词及其拉丁字母的译音，注明它的单数、复数、阳性、阴性等形态，对同一词汇的不同含义，或注疏家的别解、新释，亦附带略及以供参考。对经文中出现的一些含义隐晦的词汇，如神秘数字、某些章首浓缩省略的阿拉伯字母，除声明经学家主张不宜妄自解释外，亦博采有关注疏家个人见解，以供鉴赏、参考。
同一词条多次出现者，视情况需要，于释文之外，介绍所重现之章、节序数，或概述其重复出现次数。一词多意者，则按汉语词汇列目，分别收入相关类别。
我与国内外一些学者谈论过编纂《古兰经》分类大辞典的事，他们都表示大力支持，并认为，这个想法很新颖，也非常有必要。按照这个思路编辑的辞典出版后，甚至有翻成其他语种的价值，这就更鼓舞我的积极性。但我现在觉得自己年龄渐高，精力有限，我又不是“万事通”，辞典的编纂工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它不像专著，可以一个人完成。如果是专著，我可以日以继夜，减少自己的睡眠时间完成，而辞典牵扯各方面的知识，需要很多的力量来完成，我个人单枪匹马，岂能孤军奋战？我长期只习惯于独自埋头单干，最缺乏组织领导能力，所以，尽管有许多年轻人很热心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愿意与我合作，完成这项工作，但由于他们大都不在身边，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人虽然知名度不高，很机智聪明，潜力很大，是穆斯林未来的精英。我尽量选拔年轻学者，我觉得，人总是需要慢慢地锻炼，慢慢地成熟，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会“从幼稚到老成”。所以，在编纂《古兰经》大辞典方面，看起来我没有找那些知名度很大，岁数很高的人参与，他们能力很强，德高望重，但毕竟年岁不饶人，有的工作相当繁忙，头绪很多，有的动作迟缓，步履微艰，不便打扰。所以，我只能尽量找三、四十岁的年轻学者。在我看来，他们是21世纪的精英，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已著书立说，经常发表文章，文笔很出色，有些青年学者精通阿拉伯语，谙熟《古兰经》，曾出国留学，肯定会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回族硕士和博士，在所攻的专业上很有成就，著作颇丰,这是回回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标志。可惜有的人不大了解自己的民族，不大了解伊斯兰教，也不能完全理解穆斯林的感情。有的甚至信仰淡薄、淡漠、淡化甚至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伊斯兰教与《古兰经》是外行。这些人，可以在其他领域发挥才能，作出奉献；虽然可以借助英文素养或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参与《古兰经》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但终究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事《古兰经》大辞典的编纂工作，首先要信仰虔诚，感情浓厚，深知伊斯兰教。目前大概有三、四十人参与这项工作，我已把辞典的条目分配给他们，可喜的是有一批接近成熟的条目已经写好了，并且准备作为征求意见稿，陆续在《古兰经》信息网上公布。
但由于好多人没有在我身边，分散在各地城乡，有的担任阿訇，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博士，有的是博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在实际操作中，进度很慢，我也理解和体谅他们，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职责和工作，尤其在这个竞争激烈，生活节奏紧张的时代，每个人压力都很大，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与这项工作，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有的已经完成局部初稿，有的进展缓慢，我很感激他们。这项工作，是我毕生中最后、也最耗时费力企图完成的志愿，鉴于以上诸多原因，我本人感觉压力很大，但我应该鞭策自己，给自己打气充电，并鼓励和嘱咐与我合作的每一位学者，即使我完成不了，也希望他们能够前赴后继，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祈求安拉默助！
伊朗方面对我的支持很大，历届文化参赞，如前任文化参赞马赫达维波尔先生，萨比基先生，以及常有接触的文化专员萨利赫先生，都关心这项工作，经常询问我进展情况，实际上是对我的鼓励、期望和鞭策。我深切感谢！。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近几年来中国穆斯林学者关于《古兰经》的研究状况或见解。
林教授：近几年，从事《古兰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零敲碎打，撰写文章的人就更多了。特别是有一些退休而有文化的老年知识分子，自己组织起来学习研究《古兰经》，把他们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在穆斯林民间报刊上发表。不仅是在穆斯林聚居区如此，甚至在回族人口不多的地方，例如南京市的金维德教授，已把连续披露的散篇汇编成文集；北京的孟剑秋哈吉，刊行过一本近400页的《读经心得》；辽宁抚顺，也经常能看到好几位退休老人的文章。在各地伊斯兰教协会刊物（如《中国穆斯林》、《上海穆斯林》、《宁夏穆斯林》、《陕西穆斯林》、《甘肃穆斯林》、《云南穆斯林》、《河南穆斯林》、《河北穆斯林》、《内蒙古穆斯林》、《济南穆斯林》等，和穆斯林民间报刊如兰州《开拓》、《穆斯林通讯》、《中国穆斯林诗书画》、青海《绿荫》、西安《伊斯兰教化研究》、云南《高原》、《大理伊专》、成都《伊光》、西宁《伊友》等），几乎每期都有学习与研究《古兰经》的文章。但系统地，计划周密地从事《古兰经》研究的人还不算多。而从事《古兰经》翻译的人却不少，除20世纪已经出版的14种汉文译本、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柯尔克孜文译本各1种，共计17种（它们在我2007年初版的《〈古兰经〉在中国》一书中已分别详细介绍）外，本世纪又有马金鹏、马仲刚和李静远（实际是其子张承迁执笔）3种译注本问世。据我所知，还准备出版的有好几部。当前的新译本，有的注重《古兰经》原文翻译，有的侧重于《古兰经》注释，比如昆明的马仲刚，认为对《古兰经》最权威的解释莫过于《哈底斯》，故偏重于用圣训注释《古兰经》，而张承迁则认为，不能单纯用圣训来注释《古兰经》，应该采取当前的研究成果注释。
对于《古兰经》的翻译，面对《古兰经》新译本源源不断的趋向，目前社会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是赞成欢迎，另一种是怀疑否定。前者主张译本越多越好，多多益善。认为，《古兰经》是安拉的语言，是天启、天籁，是用阿拉伯语颁布的，任何高明的译本，都远远不能与原文相提并论，需要与时俱进，继往开来，随着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一代又一代探索，提高认识，持续前进，呼吁更多、更好的译本面市，以便从数量中选拔质量。白寿彝先生的主张属于这一类型，他生前说，《古兰经》翻译那么多，不要紧，译本越多越好，《圣经》翻译了数百次，刊印了上百个版本，才有今天比较权威的版本。后者则认为，目前《古兰经》译本已经那么多，读也读不过来，何必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持这一观点的人很多，占的比例很大，包括台北的定中明大阿訇也呼吁停止《古兰经》翻译，认为，《古兰经》译本已经足够了，不要再进行翻译了；有的学者为新译本涌现 “泛滥自流”的趋势而感到“忧虑”。他们觉得，如果不是组织一支精干的全国性翻译队伍，同心协力、集体完成而又经过审定或公认的权威版本脱颖而出，那就应该宁缺毋滥，立即停止单枪匹马的个人翻译。
这些观点，无论是认为《古兰经》译本太泛滥，还是认为译本越多越好，其共同点都是为了维护《古兰经》的尊严，希望有更理想、更完善的译本产生，或反映了对现行译本之不够理想、不够完善的评价。似乎各有高见，也都很在理。
对《古兰经》注释，其实也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严格主张以圣训为第一根据和要素的、正宗传统的权威经学家的注疏，千万不要妄自揣测，自以为是，随意发挥；另外一种主张是注释应该推陈出新，不拘泥于古老的、前辈学者局限性的理解，甚至觉得即便引用圣训也必须考辨真伪，慎重推敲。从原则上讲，这两种意见的出发点，仍然是为了维护《古兰经》的尊严，为了推出更理想、更完善的译本，希望对《古兰经》的注释不要掉以轻心。问题是这两种相反的观点针锋相对，不是互相尊重，各抒己见，而是互相排斥，产生矛盾，难于相容。例如前者认为后者是只凭主观臆测或片面资料标新立异，斗胆冒失，故作惊人之笔，有失严肃慎重；后者认为前者是守旧关闭，盲从附和，被前人牵着鼻子走，觉得应该尽量吸收科学昌明时代研究的新成果。于是，呈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冲突的解释。
我对《古兰经》多种译本的涌现没有成见，也不抱偏见。我当然赞成和期盼有一部高质量、高水平、被公认的规范性的权威译本呈现，尽管尽善尽美的、与原经完全媲美的译本在任何国家、任何语种中都不可能产生，但千方百计力争推出优秀译本还是必要的，至少可以避免读者面对众多译本而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听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正在准备以沙特阿拉伯两度刊行过的马坚教授译本为基础，组织力量进行修润、探讨，使之提高、升华，虽不能替代原经，也是值得欢迎的一种举措！但对于众多新的译释本，只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朵斯提，出自认真学习、虔诚宣传《古兰经》的目的，作为个人的体会或笔记，仅在局部地区流通，对当地穆斯林乡亲很起作用，也不妨予以鼓励，而不是倡导，总不应该狭窄地站在一个封闭的角度去阻拦、反对吧？
مصاحبه -لين سون - قسمت اول
记者：您作为中国著名《古兰经》翻译家和研究家，我们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的主要经历，以及翻译《〈古兰经〉韵译》的情况。
林教授：我的名字是雅哈亚•赛努拜尔•林松，雅哈亚是我诞生后家长取的一个经名，因为叫雅哈亚的人比较多，需要配搭上另一个名字才能区别开，我长大以后增加了一个赛努拜尔。赛努拜尔在中文里正好是松树的意思，而且我姓林，叫林松，林代表许多树，我采用赛努拜尔复数词，有大松树林的意思，刚好与我的姓吻合。加上赛努拜尔后，就可以与其他叫雅哈亚这个名的人区别开了，雅哈亚•赛努拜尔合在一起，还有近似中国成语“松柏常青”的意思。
1930年我出生在逐个西南边疆一个伊斯兰气氛特别浓厚，也可以说是全世界特别知名的村庄云南沙甸，这个村庄经济发达，人杰地灵，在穆斯林之间知名度很大，可以举例说明，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全中国派出了33个留学生，分五批到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留学，其中仅我的家乡沙甸这个村庄就有5个人，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著名学者穆罕默德•麦克尼•马坚先生，毕生从事伊斯兰教教育、桃李满门的优素福•张子仁大阿訇；光是姓林的共有3个，我家就有两个，一个是我的父亲优努斯•林兴华，一个是我的叔叔欧斯曼•林兴智。另一个叫赛尔德•林仲明，是同一家族的族兄。除叔叔林兴智长期定居沙特阿拉伯吉达港外，其余两人都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他们五人都已归真，祈求安拉慈悯他们！
我从小就师从著名学者马坚教授（محمد مكين）学习阿拉伯语，跟中国四大著名阿訇之一希拉伦丁•哈德成学习《古兰经》。当时，还有许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全国著名的汉族教授给我们讲授中文、数学、哲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使我们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与熏陶。他们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从沦陷区流落到云南昆明的。在沙甸，当时马坚正在翻译《古兰经》，每天译好的稿子都要让我们誊抄副本，以便多处保存，防止意外，如预防敌机轰炸，因为当时日本经常空袭；当然，抄写本身也等于作为教材辅导我们学习《古兰经》。当时，优素福•张子仁大阿訇也是我的老师。因此，我从小受到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熏陶是很深的，尤其对哈德成阿訇用“特智维德”（تجويد）朗诵《古兰经》非常感兴趣。哈德成阿訇是一位语言学家，他懂英文、乌尔都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他在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担任伊玛目时，经常有外宾到这座清真寺礼主麻，他讲瓦尔兹很特殊，分别用阿拉伯、英文、乌尔都文、中文边讲边翻译，极受欢迎。他诵读《古兰经》，声音优美，抑扬顿挫，我们每次听他诵读，心灵都受到震撼。正是因为他的讲授和诵读，使我幼小的心灵就直觉到《古兰经》的奥妙和优美，虽然它不是诗歌，但具有诗歌般的吸引力。我就想，如果把《古兰经》翻译成韵文体，那该有多好，所以，我就寄希望于那些精通阿拉伯文、懂得诗歌的穆斯林诗人、词家来翻译《古兰经》。
我就读的学校，本来准备把我们送到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留学，但因为时局的变化，先是抗日战争，日本投降不久，就是解放战争，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留学的愿望不但实现不了，而且我所学的阿拉伯文，以及宗教知识都没有用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从云南昆明到达首都北京，仍然抱有继续深造阿拉伯文的希望，但在当时新中国与任何穆斯林国家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许多学阿拉伯语专业的人都改行了。我听从老师马坚、白寿彝教授的建议，到著名的辅仁大学附属中学任教，讲授中文课程多年，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参与《中国通史》的编写，最后调到中央民族大学。也就是说，几十年来，我始终从事中文教育，教授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我讲授过全部中国文学通史，讲授过局部断代文学史，讲授过唐诗、宋词、元曲，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并且有机会在教学与研究的漫长实践中对古老而又极其丰富的中国文化，包括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等等，都有所接触，且逐渐熟悉，特别是在浏览和梳理的过程中，捕捉到从唐、宋朝到元、明、清的许多穆斯林文人用汉文著作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作品，对于研究回族学很有帮助。还促使我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些西域穆斯林作家中，最早出现的是祖先来自伊朗的波斯人，即南唐五代的李洵（人们都习惯于称呼他为“李波斯”）和他的妹妹李舜弦，他俩的词和七绝诗，至今仍然在流传，被收集在古典丛书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可以认为是我教学实践中的宝贵收获。但我心里始终没有忘掉，要为自己的民族，为穆斯林同胞，为伊斯兰教，为宣传《古兰经》服务。我一直等待有人把《古兰经》译成诗歌体，但始终没有盼望到，我自己想作试验，但也不敢去做，因为，当时我的工作很繁忙，自己认为也不够水平，没有那个条件，连我的老师马坚先生那样权威的专家学者在解放前翻译的《古兰经》都没有机会出版。最令人惋惜的，是等马坚先生全译本正式出版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没能看到自己多年呕心沥血的成果。所以，当时我仅仅有试图翻译的空想，而我本人又从事跟伊斯兰和《古兰经》毫不相干的繁杂工作，原有的阿拉伯语基础和知识也生疏了、淡忘了，尽管我心中始终铭刻着、牢记着《古兰经》对我的影响，也持续不断地诵读着、复习着《古兰经》。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四人帮”倒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候我才开始用业余时间，借助以前学习的底蕴写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文章和论文，研究回族历史。我也试着把《古兰经》翻译成韵文体。1979年，首先我选择了中国流行的一个版本，叫“ختم القران Khatam qoran”，是一个文选性的版本，其中收集了一些《古兰经》的短章，及部分长章的片段，我就试着用诗歌体翻译出来，由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油印出版，当时出版了两千册，是出于一种试探性的计划，主要是看一下社会上对《古兰经》韵译的需求和反应，看是否受欢迎。
这个译本出版以后，马上就广发到各地，深受大家的欢迎，我接到了上千封鼓励信，很多人来信说，韵译《古兰经》读起来通俗流畅，好记容懂，而且琅琅上口，希望你把整部《古兰经》用这种文体翻译出来。当时我国已经有好几个《古兰经》译本，但全文韵译本还属暂缺 。所以，我就开始摸索翻译，全程跨度大概有七、八年之久，因翻译期间工作繁忙，零敲碎打的事情很多，实际用来翻译的时间，累计大概是三年多、近四年的光景。
在当时，《古兰经》研究还是一块荒芜的地盘，很少有人去耕耘、去研究，因为属于宗教领域，在极“左”思潮统治下，甚至是一个禁区，很敏感。当时我只能悄悄地、默默地翻译。后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形势转变，紧张的气氛逐渐宽松，我才陆续将《古兰经》韵译本全部完成，于1988年公开问世，引起了各方面读者的重视。
在我国穆斯林学者当中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汉语根底很深，国学造诣高，历史基础扎实，文章也写得好，但他们不懂伊斯兰经典，不懂阿拉伯文，对自己的母族，对伊斯兰文化比较生疏；另一种类型是阿拉伯语很好，精通经典、圣训，但他们的国语和汉学根底很差，不能够用汉文来写文章，他们在讲经时，用一种特殊的、传统的经堂语表达，不懂经堂语的人，很难听懂他们在讲什么。因此，他们虽然精通或熟悉伊斯兰教经典，但只限于口传面授，不能够书面翻译，所以，影响的范围比较小。
改革开放初期，在伊斯兰文化学习与研究间断几十年后，穆斯林知识分子寥寥无几，像我这样类型的，有一点点阿拉伯语、《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底子，而且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的人很少，所以，引起了穆斯林的重视。大家都鼓励我向《古兰经》翻译和伊斯兰研究方面发展。在穆斯林学者中，对《古兰经》的关注，我的兴趣似乎显得比较浓烈，其实，用中国的谚语作比喻，主要是因为“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当时从事伊斯兰研究的人那么少，选择这个专题的人不多，实际比我造诣渊博的学者大有人在，只是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不在这方面，从事翻译和撰写文章的人就显得少一些罢了。感赞安拉！我是本着在家乡从小被熏陶而潜在、积淀的“伊玛尼”（信仰）根基，加上自己的父母和祖父，以及广大穆斯林朋友对我的关切和期望，鞭督我应该多为自己的母族，为自己的宗教作奉献。多种因素使我觉得有必要缩小或放弃我原来所从事的专业，全力以赴地从事《古兰经》韵译和伊斯兰研究。而从事伊斯兰研究跟我的职务、专业与工作岗位毫无联系，我甚至因此受到非议与谴责。其实，我也在尽力执行担负的本职工作，教学上同样完成甚至超过规定的课时，科研方面同样承担非宗教性专题研究，而且有文章发表，成果不比任何同事少。但由于业余也研究伊斯兰教课题，还是存在“不务正业”、“种自留地”的嫌疑，闲言碎语不时传入耳朵，何况当时研究宗教又处于非常敏感的阶段，甚至会面临风险。这一切，我都不太介意，在几辈人和穆斯林大众的鼓励下，尤其是已故老父亲优努斯•林兴华（祈求安拉慈悯他）的支持下，我鼓起勇气，默默地耕耘，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完成预计的意念。通过多年的奋斗，出了一些成果，包括1988年出版的《古兰经韵译》，虽然微不足道，但却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两年后，即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进入退休年龄，本来还可以被反聘留任，继续工作，继续招收、培养研究生，但我毅然决然选择离休之路，以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抛开外在干扰，集中精力继续《古兰经》的学习与研究。如果不离休，我成天得忙碌于备课，由于兼任一些职务，开会较多，很少有个人支配的时间。这些工作跟我想研究的学科毫无联系。知感真主，我从1991年离休后，就有了自己头顶上的一片蓝天，有了实现愿望的空间。
实际上，我是从80年代初就开始试探并致力于民族、宗教研究的，当然，只能算是业余爱好，80%的时间必须用于教学和本职工作，只能抽出晚上的时间夜以继日地从事个人的研究。到91年离休后，我除偶尔允诺撰写少许文学方面的约稿外，基本上已然放弃了从事多年的古典文学专业。通过几年的努力，不仅完成了《古兰经》韵译工作，而且还撰写了《〈古兰经〉知识宝典》，2007年出版了《〈古兰经〉在中国》，此外，我给其他学者撰写了80多本书的序言，其中有的学者比我岁数大，还有的是美籍华人，大多数是中青年，我觉得我有义务为他们服务。当然这对我自己的计划也有一些冲击和影响，因为，为他们写序，我就必须读他们的原著，这样就花费了我很多工夫。所以，我的时间很分散，很零碎，我很想把精力集中在某一项专门课题上，实际上很难办到。
记者：据悉您准备编写一部《〈古兰经〉分类详解大辞典》，请您介绍一下进展情况。
林教授：由于《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最高经典，是伊斯兰教国家据以立法制宪的首要依据，是全世界 13 亿穆斯林在宗教领域与世俗生活中立身处世的言行指南，也是东、西方学者研究伊斯兰学术、文化必须参考的主要文献。为帮助广大读者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古兰经》全貌，及世界各国对《古兰经》翻译、注疏的成果及其动向，我才发起编纂《〈古兰经〉分类详解大辞典》。我曾经看到很多国家出版的《古兰经》大辞典，几乎都是索引性的，想查找某个词出自某章某节，共计出现多少次，非常方便，速度很快，却不一定带注释。而有很多《古兰经》注释本，注释虽然特别丰富详细，某一节重要经文甚至可以用千言万语来注释，但都是按《古兰经》编排次序解释，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不能使他们在学习《古兰经》时集中浏览与某个问题密切相关的综合性资料，不能一系列地查找到所有近似的内容。类似我所策划的体例和分类方式的大辞典，如果编纂成功，读者需要某方面的辅助，循类以求，资料集中，就大可不必翻来覆去地东寻西找。
为便于读者查阅，本辞典正文按类别编排，以保证相类词条之集中，并使“参见”条目紧附主条之后，以免读者来回翻检之麻烦。分类不避细碎，以醒目、方便、易查为原则，保证从各个侧面与角度查寻。循类以求，可对经文内容、辞典性能与分类规律逐渐熟悉，获得较系统、完整的印象。
到目前为止，这部辞典大体上有个轮廓，已计划分成的类别有：
1. 章名介绍篇； 2. 安拉美称篇；。3. 认主独一篇； 4. 宗教礼仪篇；
5. 末日景象篇； 6. 其他宗教篇； 7. 品德修养篇； 8. 社会主张篇；
9. 战争和平篇； 10. 婚姻家庭篇；11 日常生活篇；12. 人物故事篇；
13. 身份称谓篇； 14. 身体部位篇；15 动物植物食物篇；
16. 金属矿物篇； 17. 器皿用具篇；18. 宇宙自然篇；19. 代数词组篇；
20. 时间空间篇； 21. 常用名句篇；22. 章首字母（隐晦经文）篇；
23. 呼告祈祷篇； 24. 召唤提示篇；25. 指物起誓篇；26. 质疑反问篇；
27. 外文译注篇； 27、《古兰学》篇：28．其它附录篇………………
自然，在编写过程中，类别还可以增添、合并与调整。由于此工具书最显著之特色是分类，且不遗漏经文的任何实词、词组、短语、句子，与前人所编《古兰经辞典》大不相同，故有其首创的开拓意义和出版价值。
释文一般包括对词汇原意的简释，附以阿拉伯文原词及其拉丁字母的译音，注明它的单数、复数、阳性、阴性等形态，对同一词汇的不同含义，或注疏家的别解、新释，亦附带略及以供参考。对经文中出现的一些含义隐晦的词汇，如神秘数字、某些章首浓缩省略的阿拉伯字母，除声明经学家主张不宜妄自解释外，亦博采有关注疏家个人见解，以供鉴赏、参考。
同一词条多次出现者，视情况需要，于释文之外，介绍所重现之章、节序数，或概述其重复出现次数。一词多意者，则按汉语词汇列目，分别收入相关类别。
我与国内外一些学者谈论过编纂《古兰经》分类大辞典的事，他们都表示大力支持，并认为，这个想法很新颖，也非常有必要。按照这个思路编辑的辞典出版后，甚至有翻成其他语种的价值，这就更鼓舞我的积极性。但我现在觉得自己年龄渐高，精力有限，我又不是“万事通”，辞典的编纂工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它不像专著，可以一个人完成。如果是专著，我可以日以继夜，减少自己的睡眠时间完成，而辞典牵扯各方面的知识，需要很多的力量来完成，我个人单枪匹马，岂能孤军奋战？我长期只习惯于独自埋头单干，最缺乏组织领导能力，所以，尽管有许多年轻人很热心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愿意与我合作，完成这项工作，但由于他们大都不在身边，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人虽然知名度不高，很机智聪明，潜力很大，是穆斯林未来的精英。我尽量选拔年轻学者，我觉得，人总是需要慢慢地锻炼，慢慢地成熟，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会“从幼稚到老成”。所以，在编纂《古兰经》大辞典方面，看起来我没有找那些知名度很大，岁数很高的人参与，他们能力很强，德高望重，但毕竟年岁不饶人，有的工作相当繁忙，头绪很多，有的动作迟缓，步履微艰，不便打扰。所以，我只能尽量找三、四十岁的年轻学者。在我看来，他们是21世纪的精英，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已著书立说，经常发表文章，文笔很出色，有些青年学者精通阿拉伯语，谙熟《古兰经》，曾出国留学，肯定会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回族硕士和博士，在所攻的专业上很有成就，著作颇丰,这是回回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标志。可惜有的人不大了解自己的民族，不大了解伊斯兰教，也不能完全理解穆斯林的感情。有的甚至信仰淡薄、淡漠、淡化甚至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伊斯兰教与《古兰经》是外行。这些人，可以在其他领域发挥才能，作出奉献；虽然可以借助英文素养或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参与《古兰经》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但终究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事《古兰经》大辞典的编纂工作，首先要信仰虔诚，感情浓厚，深知伊斯兰教。目前大概有三、四十人参与这项工作，我已把辞典的条目分配给他们，可喜的是有一批接近成熟的条目已经写好了，并且准备作为征求意见稿，陆续在《古兰经》信息网上公布。
但由于好多人没有在我身边，分散在各地城乡，有的担任阿訇，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博士，有的是博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在实际操作中，进度很慢，我也理解和体谅他们，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职责和工作，尤其在这个竞争激烈，生活节奏紧张的时代，每个人压力都很大，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与这项工作，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有的已经完成局部初稿，有的进展缓慢，我很感激他们。这项工作，是我毕生中最后、也最耗时费力企图完成的志愿，鉴于以上诸多原因，我本人感觉压力很大，但我应该鞭策自己，给自己打气充电，并鼓励和嘱咐与我合作的每一位学者，即使我完成不了，也希望他们能够前赴后继，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祈求安拉默助！
伊朗方面对我的支持很大，历届文化参赞，如前任文化参赞马赫达维波尔先生，萨比基先生，以及常有接触的文化专员萨利赫先生，都关心这项工作，经常询问我进展情况，实际上是对我的鼓励、期望和鞭策。我深切感谢！。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近几年来中国穆斯林学者关于《古兰经》的研究状况或见解。
林教授：近几年，从事《古兰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零敲碎打，撰写文章的人就更多了。特别是有一些退休而有文化的老年知识分子，自己组织起来学习研究《古兰经》，把他们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在穆斯林民间报刊上发表。不仅是在穆斯林聚居区如此，甚至在回族人口不多的地方，例如南京市的金维德教授，已把连续披露的散篇汇编成文集；北京的孟剑秋哈吉，刊行过一本近400页的《读经心得》；辽宁抚顺，也经常能看到好几位退休老人的文章。在各地伊斯兰教协会刊物（如《中国穆斯林》、《上海穆斯林》、《宁夏穆斯林》、《陕西穆斯林》、《甘肃穆斯林》、《云南穆斯林》、《河南穆斯林》、《河北穆斯林》、《内蒙古穆斯林》、《济南穆斯林》等，和穆斯林民间报刊如兰州《开拓》、《穆斯林通讯》、《中国穆斯林诗书画》、青海《绿荫》、西安《伊斯兰教化研究》、云南《高原》、《大理伊专》、成都《伊光》、西宁《伊友》等），几乎每期都有学习与研究《古兰经》的文章。但系统地，计划周密地从事《古兰经》研究的人还不算多。而从事《古兰经》翻译的人却不少，除20世纪已经出版的14种汉文译本、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柯尔克孜文译本各1种，共计17种（它们在我2007年初版的《〈古兰经〉在中国》一书中已分别详细介绍）外，本世纪又有马金鹏、马仲刚和李静远（实际是其子张承迁执笔）3种译注本问世。据我所知，还准备出版的有好几部。当前的新译本，有的注重《古兰经》原文翻译，有的侧重于《古兰经》注释，比如昆明的马仲刚，认为对《古兰经》最权威的解释莫过于《哈底斯》，故偏重于用圣训注释《古兰经》，而张承迁则认为，不能单纯用圣训来注释《古兰经》，应该采取当前的研究成果注释。
对于《古兰经》的翻译，面对《古兰经》新译本源源不断的趋向，目前社会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是赞成欢迎，另一种是怀疑否定。前者主张译本越多越好，多多益善。认为，《古兰经》是安拉的语言，是天启、天籁，是用阿拉伯语颁布的，任何高明的译本，都远远不能与原文相提并论，需要与时俱进，继往开来，随着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一代又一代探索，提高认识，持续前进，呼吁更多、更好的译本面市，以便从数量中选拔质量。白寿彝先生的主张属于这一类型，他生前说，《古兰经》翻译那么多，不要紧，译本越多越好，《圣经》翻译了数百次，刊印了上百个版本，才有今天比较权威的版本。后者则认为，目前《古兰经》译本已经那么多，读也读不过来，何必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持这一观点的人很多，占的比例很大，包括台北的定中明大阿訇也呼吁停止《古兰经》翻译，认为，《古兰经》译本已经足够了，不要再进行翻译了；有的学者为新译本涌现 “泛滥自流”的趋势而感到“忧虑”。他们觉得，如果不是组织一支精干的全国性翻译队伍，同心协力、集体完成而又经过审定或公认的权威版本脱颖而出，那就应该宁缺毋滥，立即停止单枪匹马的个人翻译。
这些观点，无论是认为《古兰经》译本太泛滥，还是认为译本越多越好，其共同点都是为了维护《古兰经》的尊严，希望有更理想、更完善的译本产生，或反映了对现行译本之不够理想、不够完善的评价。似乎各有高见，也都很在理。
对《古兰经》注释，其实也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严格主张以圣训为第一根据和要素的、正宗传统的权威经学家的注疏，千万不要妄自揣测，自以为是，随意发挥；另外一种主张是注释应该推陈出新，不拘泥于古老的、前辈学者局限性的理解，甚至觉得即便引用圣训也必须考辨真伪，慎重推敲。从原则上讲，这两种意见的出发点，仍然是为了维护《古兰经》的尊严，为了推出更理想、更完善的译本，希望对《古兰经》的注释不要掉以轻心。问题是这两种相反的观点针锋相对，不是互相尊重，各抒己见，而是互相排斥，产生矛盾，难于相容。例如前者认为后者是只凭主观臆测或片面资料标新立异，斗胆冒失，故作惊人之笔，有失严肃慎重；后者认为前者是守旧关闭，盲从附和，被前人牵着鼻子走，觉得应该尽量吸收科学昌明时代研究的新成果。于是，呈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冲突的解释。
我对《古兰经》多种译本的涌现没有成见，也不抱偏见。我当然赞成和期盼有一部高质量、高水平、被公认的规范性的权威译本呈现，尽管尽善尽美的、与原经完全媲美的译本在任何国家、任何语种中都不可能产生，但千方百计力争推出优秀译本还是必要的，至少可以避免读者面对众多译本而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听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正在准备以沙特阿拉伯两度刊行过的马坚教授译本为基础，组织力量进行修润、探讨，使之提高、升华，虽不能替代原经，也是值得欢迎的一种举措！但对于众多新的译释本，只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朵斯提，出自认真学习、虔诚宣传《古兰经》的目的，作为个人的体会或笔记，仅在局部地区流通，对当地穆斯林乡亲很起作用，也不妨予以鼓励，而不是倡导，总不应该狭窄地站在一个封闭的角度去阻拦、反对吧？
مصاحبه -لين سون - قسمت او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