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古兰经》翻译家、研究家林松教授接受《古兰经》通讯社专访（二）
中国著名《古兰经》翻译家、研究家林松教授，在北京接受了伊朗《古兰经》通讯社的采访，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专访内容。
第二部分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著作。
林教授：我常常感到惋惜和惭愧，碌碌无为地度过青年阶段的宝贵岁月。我从小就热爱伊斯兰文化，但遗憾的是，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去从事其它工作，浪费了很多时光。如果我能够在黄金时期，把全部精力用在伊斯兰研究上，我想我更能够为伊斯兰，为《古兰经》多做贡献。到暮年才开始起步，悔之晚矣。
一、个人译作、专著：
《古兰经文选》（1981年，北京）
阿汉对照《古兰经韵译》（上、下册，1988年，北京）
《古兰经知识宝典》（1995年，四川）
《古兰经知识宝典》（维吾尔文译本，2006年，上海）
《〈古兰经〉在中国》（2007年，宁夏）
《朝觐漫记》（1985年~1990年，散发各地报刊）
《斗篷之歌》（即《穆罕麦斯》，1992年，宁夏）
《麦达艺海》（2003年，宁夏）
（以上两本书是在中国民间流传极其广泛的赞美穆圣的诗篇和诗文穿插的祈祷词，相传是几百年前从阿拉伯也门地区传入中国的，好多“达斯塔尼”都能背诵并集体按照一定的旋律齐声吟赞，悦耳动听，迄今持久不衰。）
《孟子译注》（1988年，贵州，1996年，台湾）
《甘南行杂咏》（自刊本，1992年，北京）
EVERYDAY LIFI AMONG CHINESE MUSLIMS IN BEIJING （抽印本，1991年，日本东京）
二、与学友合作：
《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1992年，北京）
《古兰经故事》（1987年，新疆初版；1997年，北京新版）
《中国文学史》（宋辽金部分，1998年，北京）
《中国回族大词典》（副主编，1981年，江苏）
参与编辑词典、丛书、工具书（6种）
三、其他已发表散篇：
有关“郑和研究”（1983年~2005年，20篇）
应邀为有关书籍、专著写“序、跋、题记”（1980年~2007年，80余篇）
缅怀与纪念已故前辈穆斯林学者和其他国内外亡友诗文十多篇；
有关散文、杂文、诗词（1976年起，约200篇）
另外我与埃及的一位学者，在新华社工作，叫穆罕默德•拉杰布•杰拉德，我和他合作编纂了一部中国历代穆斯林诗词曲选，由于原诗词是古汉语，不好懂，我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再由他译成阿拉伯文，据说要在埃及出版。
上述作品，包括专著与散篇，多涉猎伊斯兰教题材及回族历史与人物，有一部分曾经被翻译为维吾尔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英文、
日文和印度尼西亚文在报刊上发表。
记者：您在翻译《古兰经》过程中遇到些什么困难？历时
了多长时间？出版后产生了什么影响？
林教授：关于《古兰经》韵译，我现在都不敢想会由我自己来完成，我从小只是寄希望于别人来完成韵译《古兰经》韵译的工程，根本没想过要自己动手。到了晚年，我看到虽然有数种《古兰经》汉译本陆续面世，但还是没有韵译本，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一方面是觉得非常有兴趣，觉得《古兰经》的文体非常美妙，虽然不能把它说成是诗歌或者散文，但其中许多章节音韵铿锵，比诗歌更美妙，比散文更流畅奔放，对用押韵体翻译《古兰经》，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心里也得到了宽慰。但在翻译过程中，另外一方面也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韵译需要押韵，在选择韵脚时很困难，要苦思苦想，从大量丰富复杂的汉语词汇中找韵母前后相同而又不失原意的词，谈何容易！过多地反复换韵，就显得杂乱无章，至少要保持一个押韵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在这方面，我经常有作茧自缚的感觉，碰到犹豫难决的地方，一时找不到押韵的词汇，就在底稿上打上一个大问号，慢慢思考捉摸，等找到适合贴切的词，再添上去。为了更好地完成《古兰经》韵译，我收集了所有中国音韵学的书籍，有分韵词典、倒用词典、同义词典，还有以词头开始的，以词尾开始的词典，尽管如此，在翻译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最终还是尽力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夙愿。
在内容的表述方面也碰到困难，例如在用词的褒贬含义和感情色彩方面，汉语中有明显的或细微的差别，像第33章的章名《سورة الاحزاب》，الاحزاب这个词汇，是个中性词，正面可以译成“同盟军”、“结盟者”，反面则指勾结在一起的“敌寇军”、“敌对者”，在《古兰经》中是指反面人物，但在阿语中不一定是贬义词，经过再三推敲，确定译为“联军”，似乎是个中性词，但汉语中把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军队称为“八国联军”，所以，觉得有例可循，比较贴切。
也有始终拿不点主意的例子，像第64章的章名《سورة التغابن》，التغابن这个词汇，意思上是“互相欺骗”、“尔虞我诈”，但在经文中的“يوم التغابن” 是指“末日”、“审判日”、“清算日”，应该是最公正的报应日，翻译成“互相欺骗”之类，肯定不妥善，我参考了多种文字的译本，还是没有寻找到理想的措辞。
还有少数疑难问题，我在1985年赴麦加朝觐时，向长期定居红海之滨吉达港的伯父易布拉欣•林向东哈吉，向曾经留学埃及和土耳其的三叔父欧斯曼•林兴智先生求教，他们还送给我一些工具书。
至于《古兰经》韵译的时间，跨度是八年，实际上，前前后后用了三、四年时间，每昼夜平静大概有8小时左右。因为在翻译期间，事情多，耽搁的时间长，首先翻译了前五卷，当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追随白寿彝先生从事《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空闲时，我才抽出时间，悄悄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宿舍里进行翻译，后来，我调到民族大学。当时，我既担心难于完成全经的翻译工作，又担心译得不伦不类，有失庄严。为了听取群众的反应，我先抛砖引玉地将《亥听文选》作为试探，出版后，确实喜出望外，反响非常热烈，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信件，大家对我的翻译工作给予了肯定。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发行后，像海南三亚穆斯林较少的地区，一次购买就上千册。我们学校最初是科研处内部油印了两千册，当时科研处内部油印资料或讲义。一般只限制印刷几百册，这次准备给我印一千册，我认为不够，希望至少要印两千册，科研处不肯。因为当时教师都没有经济能力，出版需要科研处的补助，科研处担心收不回成本。我向他们保证，肯定能把成本收回来。最后同意印两千，当时的标价是每册6角钱，刚刚出版，西安的一位穆斯林兄弟就到我们的科研处一次购买了800本，科研处感到非常吃惊，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书，过去送人都没有人看，而现在一下就购买了这么多。后来各地都来争相购买，陆陆续续就分发完了。科研处才给了我十本，我自己买了很多送人。出版后，我收到成百上千封信，赞扬这种翻译文体，认为好读易懂，把深奥的《古兰经》翻译成流畅的押韵文体，兼顾了《古兰经》的文体优美、内容深奥的特色，这个译本，尤其深受没经过清真寺启蒙教育的年轻人的欢迎，他们都鼓励我，一定要按这个文体把全经翻译出来。在大家的鼓励下，加上我已完成了五卷的翻译，有了韵译的体验，我就下定决心，继续完成翻译工作。在后来的三、四年里，几乎我每天晚上教课以后都要伏案翻译，有时到深夜。当时我家住宅很小很窄，全家人住一个炕，我父亲在北外有一间房子，为了不打扰家人的休息，我吃完晚饭，就骑着自行车，到北外我父亲的居所翻译，每天夜里要工作到凌晨四点钟左右。最后通过三年多的奋斗，《古兰经》全经的韵译才初稿告成。随后递交国家宗教局审查，大概等了两年时间。《〈古兰经〉韵译》分上下两册，中阿对照本出版了五万套，另外又印了三万册中文单行本，主要是为非穆斯林服务，因为他们不能触摸经文，两种版本一共印了13万册。
目前宗教文化出版社准备采用我的韵译本出版《〈古兰经〉注释荟萃》，是甘肃天水杨振业阿訇拼辑的，并且由他亲自带到北京与出版社联系。译本正文采用我的韵译，注释采用王静斋阿訇全部释文和马坚教授的前8卷注释，我已看到出版社批件，可能今年出版。
我在宁夏开会的时候，有一个青年书法家马海明用篆书书写了我的韵译本，并在国际回族研讨会时，在宁夏宾馆展出。前不久，我到人大会堂开会时，见到一位大学的壮族校长、老干部，他对我说，他很喜欢研究经典，佛经很难看懂，《古兰经》还容易一些，他现在手里有两个译本，一个是白崇禧题词的王静斋的《古兰经》译本，另一个是我的《古兰经》韵本，他说，因为他不是穆斯林，觉得别的“译本有很多专门术语我看不懂，但你的韵译本很容易看懂，现在还在看”。
最近印度尼西亚准备出版一部阿拉伯文、英文、中文和印尼文四种文字对照的《古兰经》，根据印尼华裔读者的爱好，中文部分将使用《古兰经韵译》的电子版本。为此，我最近应邀到印度尼西亚出席国际郑和研讨会会时，还在雅加达商谈过有关排版技术问题，能否实现，还得看发展。
当然，要说《古兰经》在我国的影响，主要还是我的老师马坚教授的译本最有权威，学术界引用《古兰经》，多引他的译文，沙特阿拉伯选用的也是他的译本，我自己也是在他的直接教导下从小开始学习《古兰经》的。
目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准备修润、推荐的也是以马坚译本为依据。只不过读者各有所好，尤其是部分喜欢音韵的青年读者对韵译本情有独钟而已。在国内，全部采用我韵译本的是王永芳译《穆罕默德生平》（埃及海卡尔著）一书，共引用1169多行，以及林涛等4人所编的《古兰经箴言》，分《世俗社会》与《宗教生活》两编，共引用579节译文。都在北京出版。
记者：请您谈谈当前中国穆斯林青年一代对《古兰经》的热爱和研究情况？
林教授：现在研究和学习《古兰经》的人很多，老中青都有，中老年人更多一点，因为接近晚年，时间更充裕。至于穆斯林青年，情况互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总的趋势是学习《古兰经》的人日益增多，但也不可讳言，对此淡漠疏远者大有人在。原因很多，如穆斯林聚居比较分散，彼此接触的机会很少；从小缺乏家庭和周围环境的熏陶，其实，家长前辈也不懂多少有关民族宗教的知识，在大都市尤其明显。因此，并不排除回族青年中也存在信仰逐渐淡化、异化的现象。这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究竟各占多少比例，很难作出武断的结论。
但十分惹人瞩目的是，除大批穆斯林青年到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留学亦攻读《古兰经》外，在各地有些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中，出现不少重视并学习《古兰经》的现象，有些省城，每到暑假或寒假，大学生们还组织起来，以“夏令营”、“冬令营”的形式，到穆斯林地区、伊斯兰教氛围浓郁的村庄考察、实习，以弥补自己认识较浅薄的《古兰经》知识，并受到穆斯林乡亲的热情接待和欢迎。
现在国内非穆斯林加入伊斯兰教的人数也陆续增多，原来远离伊斯兰教的人，也逐渐在回归，并开始学习《古兰经》。尤其可喜的是早先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观念非常淡薄的大学生，包括极个别公开叛教，公开以吃猪肉为荣的人，现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非穆斯林加入伊斯兰教，尤其是斋月，大学生礼拜封斋的人数逐年增加，有热心的穆斯林出资补助，以改善良和提高他们的伙食质量。最难得的是有一些过去做过对不起自己的民族和宗教的人，现在正在向真主忏悔，回归伊斯兰教。总体上说，国家的宗教政策落实了，气氛比以前宽松了,把宗教视为“精神鸦片”的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记者：请您谈谈《古兰经》对人们的生活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林教授：《古兰经》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是很大的，据我所知，无论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对于建立和谐社会的呼声越来越大。伊斯兰一词本身就有和平、安宁、和谐的含义，可以说，《古兰经》对和谐的倡导与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宗教或社团。当前，国际霸权主义者居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所谓“恐怖、暴力”的罪名强加在穆斯林头上，恶毒地以“恐怖、暴力”影射或暗指伊斯兰教，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讨伐”为旗号，侵略穆斯林国家，肆意颠覆他国领土主权。殊不知，“贼喊捉贼”、向伊斯兰教示威、挑衅的强权统治者，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极端恐怖主义分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我们遵照《古兰经》的教导，反对恐怖、暴力，反对以强凌弱，反对仗势欺人，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暴力行动！这是《古兰经》把我们的宗教命名外为“伊斯兰教”的主旨。
我觉得《古兰经》中所提倡的团结、和平、安宁、和谐的精神，是处理好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的前提，也是最高准则。令人遗憾的是连我们自己也没遵循好，穆斯林内部不能紧密团结，总是存在国家民族之间、宗教派别之间，同一战线和壁垒之间的分歧，甚至自相冲突、内讧，自相磨擦、残杀，而把主要敌手撇在一边，比如举世关注的巴勒斯坦弟兄，经常忘记应该团结对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斗殴，使“亲者痛，仇者快”，让以色列袖手旁观，从中渔利。其实，国际上也一样，这么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一个庞大的群体，正由于不团结，而且有分歧，居然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以色列？！
至于《古兰经》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对人们的影响，是千言万语也道不尽、说不完的，从人伦道德、养性修身、待人接物，到热爱祖国乡土，维护和平秩序，重视人权尊严，体恤老弱病残，反对分裂暴乱，抵制贪污腐败，提倡文明礼貌，严禁酗酒嫖赌……经文中多有规定。有真诚信仰的穆斯林，用不着伪装或强制，是绝对安分守法、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因为他们敬畏的是安拉，遵行安拉的教诲，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安拉的意旨。按照《古兰经》教导，使它的精髓得以贯彻实行，人际、族际、国际之间，肯定会呈现安定团结、和谐协作，而不是彼此对立、仇杀的局面。
记者：请你谈一下目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林教授：历史在不断地前进、发展，在中国，有相当一段时间对宗教控制比较严格，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生活、成长的人，因受到当时控制、压迫、削弱宗教的影响，纷纷远离了宗教，远离了《古兰经》。比如在我的家乡沙甸，在20多年前，虽然清真寺盖了十多座，但礼拜的人却很少，而现在，随着改革开发的政策英明，宗教教育的恢复与提高，沙甸礼拜的人数越来越多，社会治安稳定，贩毒吸毒的人几乎没有，原来以信教为愚昧落后，而现在则以信教为人身自由的神圣权利得到保护。每座清真寺里都有许多学生，也有中老年人到清真寺礼拜，学习宗教知识，沙甸、大庄、通海、纳家营……有许多小学生男的戴白帽，女的戴盖头，尤其到晚上，他们都到清真寺里礼拜。听说还有的孩子，中午礼完晌礼拜后，才去上学。在寒暑假期间，都在清真寺里学习《古兰经》，有许多小孩都会背诵“十八段”（《古兰经》中选出的一部分章节）了。原来政策不允许这样做，但事实证明，礼拜的人越多，奉行《古兰经》的人越来越多，社会秩序越好，都认为伊斯兰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古兰经》的影响当然远远不止这些，比如经文中强调团结，号召“你们要全体紧紧抓住安拉的准绳，不要分裂”。这确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穆斯林大有进步。从前，由于对经训纪教律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往往在鸡毛蒜皮、细枝末节的小事情而人为地拉山头，分派别，争论不休，相互对立甚至仇视，有时还会发生“亲者痛、仇敌快”的磨擦冲突。而今，各地教派虽然存在，但都能够彼此尊重、密切联系、加强团结，而不是惟我独尊，开斋节、古尔邦节的大会礼年年呈现上万、十几万人不分派别大囤聚的热烈场景。
还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穆斯林朝觐者每年才20来人，近年来猛增，已经突破万人大关。如果不是出自安全与服务能力的限制，实际数字也许会成倍、几倍上升。这体现宗教政策确实今非昔比，也表明穆斯林生活富裕的经济实力。
毫无疑问，伊斯兰教在中国当前盛世明时的和谐环境中，有突飞猛进的趋向。
记者：您作为《古兰经》翻译家和研究家，请您谈谈要怎样用《古兰经》来教育青年一代？
林教授：《古兰经》最强调的是命人行好，止人作恶，提倡积极向上，反对作恶，提倡孝敬父母、尊老爱幼、怜恤孤儿、怜孤恤寡等伦理道德，强调社会平等，反对买卖不公平，反对投机倒把、缺斤短两，这些都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任何人只要认真遵循《古兰经》的教导，他就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人。
对青年人的教育，要从正面宣传，也要针对现实情况，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例如在过去，许多人被不怀好意的舆论误导和歪曲，一提到伊斯兰教，只知道伊斯兰不尊重妇女，允许娶四个妻子，要让他们了解真相，逐渐认识到，伊斯兰教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允许娶四个妻子是容忍，而不是提倡，伊斯兰教提倡和鼓励一夫一妻制，但也允许在特殊的环境下实行一夫多妻。伊斯兰教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维护了妇女应有的权利，她们可以作公证人，可以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甚至一些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都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并认为，伊斯兰教并不是一个只注重个人功修，只谈论天堂地狱的宗教，而是对社会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的宗教。我们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从《古兰经》中找到最佳答案。
关于您所提的问题，即我怎样教育青年一代？因为我已经离休多年，与青年群体接触的机会比较少，经常保持往来的，大部分是虔诚的穆斯林，谈不上教育他们，只能是互相学习，交流知识。有时候，在某些学术讨论会或其他场所，偶然会碰到不同类型的回族青年，在信仰问题上存在差异，个别青年甚至在民族概念上也产生偏见，主要是被误导过甚，竟把“爱国爱族爱教”这本来并不矛盾的有机组合概念分割开，换句话说，就是只强调“爱国”，而不敢或不肯提及“爱族爱教”，特别是“爱教”，连民族饮食习俗也抛弃了，还自以为是“进步”、是“革命”，对此，似乎各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总不能自视太高，傲视一切。我不能板起面孔“教训”别人。在这类场所，有一次，我只含蓄地在讲话中插上一句话说：“任何人，身为回族成员而不尊重自己的民族和习俗信仰，就有如身为中国公民不尊重和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国情民俗”！从热烈掌声中我发觉的是共鸣，而不是反感。目前，把“爱国爱族爱教”对立看待的情况几乎没有市场了。
”
记者：众所周知，《古兰经》是穆斯林的生活法典，请您谈谈《古兰经》对您个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林教授：也许，《古兰经》对我的影响太多了，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谈起。首先《古兰经》指导着我怎么生活，怎么做人，怎么对待别人，怎么对待自己，怎么修身养性。
我觉得《古兰经》是造物主安拉颁降全人类的经典，是对现实世俗社会和宗教精神领域的指针，内涵深刻全面，哲理深奥微妙，启迪震撼心灵，语言韵味无穷。它唤醒我们要参悟深思造物主安拉的独一无偶，号召人们要作为大地的代治者，要开发探索宇宙资源，要享受安拉赐予的恩惠，要爱护自然，建设家园，要维护生态平衡，要劝善止恶，要公正廉洁，要尊老爱幼，怜孤恤寡，要与人为善，团结和谐，要讲究文明礼貌，反对一意孤行、横行霸道……总之，它是一部全面指导人类立身处世的最权威的经典，是针对去人类而发的。因此，不少章节中的召唤词，多有“人们啊”、“阿丹的子孙啊”的称谓。
有些人把《古兰经》理解为，或者仅仅宣传为是自我修养、独善其身的东西，认为信仰真主、诵读《古兰经》是为了在后世能升天堂，避免下地狱，所以，他们只顾个人功修，在礼拜和把斋方面抓得很紧，但不关心别人，不关心穆斯林的大众利益，摆脱现实社会，逃避社会问题，这是不符合《古兰经》精神的。《古兰经》主张两世并重，两世兼顾，要作安拉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作为代治者就有义务为全世界、全人类谋福利，积极进取，开发资源，建设家园，为争取和平、和谐、团结、进步而作出力所能及的奉献！
有些人把《古兰经》看作搭救亡人、搭救祖先的工具，平常也不孝敬父母，不行善，到父母归真时才念经搭救，好像这样就能让自己的父母生前的全部罪过都得到安拉的饶恕，他们就可以步入天堂。其实，一个人能否进天堂，取决于他自己是否信主、行善，是否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律例，完全依靠出钱让别人为他念经祈祷，是得不到真主饶恕的，是与天堂无缘的。所以，我觉得《古兰经》的精髓就体现在对每一个人的要求是完全一致、毫无例外的，比如《古兰经》没有把先知穆罕默德神化，没有把他提高到与真主同等的地位，穆罕默德虽然是真主派遣的圣人，是我们尊敬的楷模，但他是凡人，是以身作则的领袖，“我确是像你们一样的凡人。”他无论提出什么观点或主张，都必须符合《古兰经》的精神，他自己言传身教，首先带头履行，然后才要求其他人履行，他带领人们一起礼拜、鞠躬、叩头，但绝不允许别人向他叩头。作证言里明确强调了真主与穆圣之间的关系，即主仆之间的关系，“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和仆人。”所以，凡是研究穆罕默德生平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是宗教领袖和先知，而且是一位德高望重、令人敬佩的政治家、革命家、社会改革家！是劝人行善，止人作恶的倡导者，不是独善其身，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大众，希望所有人不分民族、种族、地域、肤色，能够像亲兄弟一样，相互帮助，和睦相处。
如果要概括地、简略地谈一句《古兰经》对我的影响，那就是它使我的“伊玛尼”越来越坚定，我愿意为学习、宣传《古兰经》而奉献终身！
记者：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把2007年命名为伊斯兰团结与和谐年，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林教授：伊朗提出了团结与和谐的口号，是非常好的，我们希望这一口号能化为行动。在中国，大力宣传这一口号也完全合乎中国的国策。我认为，因为伊朗重视团结与和谐，所以中伊关系将更加牢固，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将更加广阔。世界上任何热爱和平的人民都会拥护这一口号。伊朗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穆斯林的团结，霍梅尼大伊玛姆曾提出了“古都斯日”，呼吁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以色列，维护伊斯兰的圣地古都斯。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在任职期间提出要展开“文明对话”，也受到了世人的称赞，对加强穆斯林的团结，构建和谐世界起到重要作用。
我觉得全世界穆斯林当前必须努力做到的、最为重要的一条《古兰经》指示，就是：“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古兰经》3：103）
阿拉伯国家或穆斯林世界四分五裂，各自为政，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是搞内部分歧，闹教派纷争，只会大大削弱自己的力量。《古兰经》是非常伟大的，是要求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团结一致、不搞分裂的，如果穆斯林大众真正按照《古兰经》的要求，认真遵循《古兰经》，加强团结，小小的以色列怎敢欺压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穆斯林都坚信《古兰经》，但对最关键、最重要的《古兰经》中必须团结的思想，理解不深，执行不力，没有认真去遵循。这也是导致列强欺负穆斯林，侵略穆斯林领土的根源。因此，我对伊朗革命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把2007年命名为伊斯兰团结与和谐年的倡议十分赞赏，双手赞成！
记者：谢谢林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林教授：您耗费这么长的时间采访我，我也感到荣幸。可惜我谈的很凌乱，很拉杂，有些问题也没谈好、谈透，甚至难免有错误，请您指正！
مصاحبه -لين سون - قسمت دوم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著作。
林教授：我常常感到惋惜和惭愧，碌碌无为地度过青年阶段的宝贵岁月。我从小就热爱伊斯兰文化，但遗憾的是，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去从事其它工作，浪费了很多时光。如果我能够在黄金时期，把全部精力用在伊斯兰研究上，我想我更能够为伊斯兰，为《古兰经》多做贡献。到暮年才开始起步，悔之晚矣。
一、个人译作、专著：
《古兰经文选》（1981年，北京）
阿汉对照《古兰经韵译》（上、下册，1988年，北京）
《古兰经知识宝典》（1995年，四川）
《古兰经知识宝典》（维吾尔文译本，2006年，上海）
《〈古兰经〉在中国》（2007年，宁夏）
《朝觐漫记》（1985年~1990年，散发各地报刊）
《斗篷之歌》（即《穆罕麦斯》，1992年，宁夏）
《麦达艺海》（2003年，宁夏）
（以上两本书是在中国民间流传极其广泛的赞美穆圣的诗篇和诗文穿插的祈祷词，相传是几百年前从阿拉伯也门地区传入中国的，好多“达斯塔尼”都能背诵并集体按照一定的旋律齐声吟赞，悦耳动听，迄今持久不衰。）
《孟子译注》（1988年，贵州，1996年，台湾）
《甘南行杂咏》（自刊本，1992年，北京）
EVERYDAY LIFI AMONG CHINESE MUSLIMS IN BEIJING （抽印本，1991年，日本东京）
二、与学友合作：
《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1992年，北京）
《古兰经故事》（1987年，新疆初版；1997年，北京新版）
《中国文学史》（宋辽金部分，1998年，北京）
《中国回族大词典》（副主编，1981年，江苏）
参与编辑词典、丛书、工具书（6种）
三、其他已发表散篇：
有关“郑和研究”（1983年~2005年，20篇）
应邀为有关书籍、专著写“序、跋、题记”（1980年~2007年，80余篇）
缅怀与纪念已故前辈穆斯林学者和其他国内外亡友诗文十多篇；
有关散文、杂文、诗词（1976年起，约200篇）
另外我与埃及的一位学者，在新华社工作，叫穆罕默德•拉杰布•杰拉德，我和他合作编纂了一部中国历代穆斯林诗词曲选，由于原诗词是古汉语，不好懂，我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再由他译成阿拉伯文，据说要在埃及出版。
上述作品，包括专著与散篇，多涉猎伊斯兰教题材及回族历史与人物，有一部分曾经被翻译为维吾尔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英文、
日文和印度尼西亚文在报刊上发表。
记者：您在翻译《古兰经》过程中遇到些什么困难？历时
了多长时间？出版后产生了什么影响？
林教授：关于《古兰经》韵译，我现在都不敢想会由我自己来完成，我从小只是寄希望于别人来完成韵译《古兰经》韵译的工程，根本没想过要自己动手。到了晚年，我看到虽然有数种《古兰经》汉译本陆续面世，但还是没有韵译本，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一方面是觉得非常有兴趣，觉得《古兰经》的文体非常美妙，虽然不能把它说成是诗歌或者散文，但其中许多章节音韵铿锵，比诗歌更美妙，比散文更流畅奔放，对用押韵体翻译《古兰经》，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心里也得到了宽慰。但在翻译过程中，另外一方面也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韵译需要押韵，在选择韵脚时很困难，要苦思苦想，从大量丰富复杂的汉语词汇中找韵母前后相同而又不失原意的词，谈何容易！过多地反复换韵，就显得杂乱无章，至少要保持一个押韵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在这方面，我经常有作茧自缚的感觉，碰到犹豫难决的地方，一时找不到押韵的词汇，就在底稿上打上一个大问号，慢慢思考捉摸，等找到适合贴切的词，再添上去。为了更好地完成《古兰经》韵译，我收集了所有中国音韵学的书籍，有分韵词典、倒用词典、同义词典，还有以词头开始的，以词尾开始的词典，尽管如此，在翻译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最终还是尽力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夙愿。
在内容的表述方面也碰到困难，例如在用词的褒贬含义和感情色彩方面，汉语中有明显的或细微的差别，像第33章的章名《سورة الاحزاب》，الاحزاب这个词汇，是个中性词，正面可以译成“同盟军”、“结盟者”，反面则指勾结在一起的“敌寇军”、“敌对者”，在《古兰经》中是指反面人物，但在阿语中不一定是贬义词，经过再三推敲，确定译为“联军”，似乎是个中性词，但汉语中把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军队称为“八国联军”，所以，觉得有例可循，比较贴切。
也有始终拿不点主意的例子，像第64章的章名《سورة التغابن》，التغابن这个词汇，意思上是“互相欺骗”、“尔虞我诈”，但在经文中的“يوم التغابن” 是指“末日”、“审判日”、“清算日”，应该是最公正的报应日，翻译成“互相欺骗”之类，肯定不妥善，我参考了多种文字的译本，还是没有寻找到理想的措辞。
还有少数疑难问题，我在1985年赴麦加朝觐时，向长期定居红海之滨吉达港的伯父易布拉欣•林向东哈吉，向曾经留学埃及和土耳其的三叔父欧斯曼•林兴智先生求教，他们还送给我一些工具书。
至于《古兰经》韵译的时间，跨度是八年，实际上，前前后后用了三、四年时间，每昼夜平静大概有8小时左右。因为在翻译期间，事情多，耽搁的时间长，首先翻译了前五卷，当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追随白寿彝先生从事《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空闲时，我才抽出时间，悄悄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宿舍里进行翻译，后来，我调到民族大学。当时，我既担心难于完成全经的翻译工作，又担心译得不伦不类，有失庄严。为了听取群众的反应，我先抛砖引玉地将《亥听文选》作为试探，出版后，确实喜出望外，反响非常热烈，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信件，大家对我的翻译工作给予了肯定。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发行后，像海南三亚穆斯林较少的地区，一次购买就上千册。我们学校最初是科研处内部油印了两千册，当时科研处内部油印资料或讲义。一般只限制印刷几百册，这次准备给我印一千册，我认为不够，希望至少要印两千册，科研处不肯。因为当时教师都没有经济能力，出版需要科研处的补助，科研处担心收不回成本。我向他们保证，肯定能把成本收回来。最后同意印两千，当时的标价是每册6角钱，刚刚出版，西安的一位穆斯林兄弟就到我们的科研处一次购买了800本，科研处感到非常吃惊，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书，过去送人都没有人看，而现在一下就购买了这么多。后来各地都来争相购买，陆陆续续就分发完了。科研处才给了我十本，我自己买了很多送人。出版后，我收到成百上千封信，赞扬这种翻译文体，认为好读易懂，把深奥的《古兰经》翻译成流畅的押韵文体，兼顾了《古兰经》的文体优美、内容深奥的特色，这个译本，尤其深受没经过清真寺启蒙教育的年轻人的欢迎，他们都鼓励我，一定要按这个文体把全经翻译出来。在大家的鼓励下，加上我已完成了五卷的翻译，有了韵译的体验，我就下定决心，继续完成翻译工作。在后来的三、四年里，几乎我每天晚上教课以后都要伏案翻译，有时到深夜。当时我家住宅很小很窄，全家人住一个炕，我父亲在北外有一间房子，为了不打扰家人的休息，我吃完晚饭，就骑着自行车，到北外我父亲的居所翻译，每天夜里要工作到凌晨四点钟左右。最后通过三年多的奋斗，《古兰经》全经的韵译才初稿告成。随后递交国家宗教局审查，大概等了两年时间。《〈古兰经〉韵译》分上下两册，中阿对照本出版了五万套，另外又印了三万册中文单行本，主要是为非穆斯林服务，因为他们不能触摸经文，两种版本一共印了13万册。
目前宗教文化出版社准备采用我的韵译本出版《〈古兰经〉注释荟萃》，是甘肃天水杨振业阿訇拼辑的，并且由他亲自带到北京与出版社联系。译本正文采用我的韵译，注释采用王静斋阿訇全部释文和马坚教授的前8卷注释，我已看到出版社批件，可能今年出版。
我在宁夏开会的时候，有一个青年书法家马海明用篆书书写了我的韵译本，并在国际回族研讨会时，在宁夏宾馆展出。前不久，我到人大会堂开会时，见到一位大学的壮族校长、老干部，他对我说，他很喜欢研究经典，佛经很难看懂，《古兰经》还容易一些，他现在手里有两个译本，一个是白崇禧题词的王静斋的《古兰经》译本，另一个是我的《古兰经》韵本，他说，因为他不是穆斯林，觉得别的“译本有很多专门术语我看不懂，但你的韵译本很容易看懂，现在还在看”。
最近印度尼西亚准备出版一部阿拉伯文、英文、中文和印尼文四种文字对照的《古兰经》，根据印尼华裔读者的爱好，中文部分将使用《古兰经韵译》的电子版本。为此，我最近应邀到印度尼西亚出席国际郑和研讨会会时，还在雅加达商谈过有关排版技术问题，能否实现，还得看发展。
当然，要说《古兰经》在我国的影响，主要还是我的老师马坚教授的译本最有权威，学术界引用《古兰经》，多引他的译文，沙特阿拉伯选用的也是他的译本，我自己也是在他的直接教导下从小开始学习《古兰经》的。
目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准备修润、推荐的也是以马坚译本为依据。只不过读者各有所好，尤其是部分喜欢音韵的青年读者对韵译本情有独钟而已。在国内，全部采用我韵译本的是王永芳译《穆罕默德生平》（埃及海卡尔著）一书，共引用1169多行，以及林涛等4人所编的《古兰经箴言》，分《世俗社会》与《宗教生活》两编，共引用579节译文。都在北京出版。
记者：请您谈谈当前中国穆斯林青年一代对《古兰经》的热爱和研究情况？
林教授：现在研究和学习《古兰经》的人很多，老中青都有，中老年人更多一点，因为接近晚年，时间更充裕。至于穆斯林青年，情况互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总的趋势是学习《古兰经》的人日益增多，但也不可讳言，对此淡漠疏远者大有人在。原因很多，如穆斯林聚居比较分散，彼此接触的机会很少；从小缺乏家庭和周围环境的熏陶，其实，家长前辈也不懂多少有关民族宗教的知识，在大都市尤其明显。因此，并不排除回族青年中也存在信仰逐渐淡化、异化的现象。这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究竟各占多少比例，很难作出武断的结论。
但十分惹人瞩目的是，除大批穆斯林青年到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留学亦攻读《古兰经》外，在各地有些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中，出现不少重视并学习《古兰经》的现象，有些省城，每到暑假或寒假，大学生们还组织起来，以“夏令营”、“冬令营”的形式，到穆斯林地区、伊斯兰教氛围浓郁的村庄考察、实习，以弥补自己认识较浅薄的《古兰经》知识，并受到穆斯林乡亲的热情接待和欢迎。
现在国内非穆斯林加入伊斯兰教的人数也陆续增多，原来远离伊斯兰教的人，也逐渐在回归，并开始学习《古兰经》。尤其可喜的是早先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观念非常淡薄的大学生，包括极个别公开叛教，公开以吃猪肉为荣的人，现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非穆斯林加入伊斯兰教，尤其是斋月，大学生礼拜封斋的人数逐年增加，有热心的穆斯林出资补助，以改善良和提高他们的伙食质量。最难得的是有一些过去做过对不起自己的民族和宗教的人，现在正在向真主忏悔，回归伊斯兰教。总体上说，国家的宗教政策落实了，气氛比以前宽松了,把宗教视为“精神鸦片”的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记者：请您谈谈《古兰经》对人们的生活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林教授：《古兰经》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是很大的，据我所知，无论是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对于建立和谐社会的呼声越来越大。伊斯兰一词本身就有和平、安宁、和谐的含义，可以说，《古兰经》对和谐的倡导与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宗教或社团。当前，国际霸权主义者居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所谓“恐怖、暴力”的罪名强加在穆斯林头上，恶毒地以“恐怖、暴力”影射或暗指伊斯兰教，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讨伐”为旗号，侵略穆斯林国家，肆意颠覆他国领土主权。殊不知，“贼喊捉贼”、向伊斯兰教示威、挑衅的强权统治者，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极端恐怖主义分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我们遵照《古兰经》的教导，反对恐怖、暴力，反对以强凌弱，反对仗势欺人，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暴力行动！这是《古兰经》把我们的宗教命名外为“伊斯兰教”的主旨。
我觉得《古兰经》中所提倡的团结、和平、安宁、和谐的精神，是处理好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的前提，也是最高准则。令人遗憾的是连我们自己也没遵循好，穆斯林内部不能紧密团结，总是存在国家民族之间、宗教派别之间，同一战线和壁垒之间的分歧，甚至自相冲突、内讧，自相磨擦、残杀，而把主要敌手撇在一边，比如举世关注的巴勒斯坦弟兄，经常忘记应该团结对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斗殴，使“亲者痛，仇者快”，让以色列袖手旁观，从中渔利。其实，国际上也一样，这么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一个庞大的群体，正由于不团结，而且有分歧，居然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以色列？！
至于《古兰经》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对人们的影响，是千言万语也道不尽、说不完的，从人伦道德、养性修身、待人接物，到热爱祖国乡土，维护和平秩序，重视人权尊严，体恤老弱病残，反对分裂暴乱，抵制贪污腐败，提倡文明礼貌，严禁酗酒嫖赌……经文中多有规定。有真诚信仰的穆斯林，用不着伪装或强制，是绝对安分守法、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因为他们敬畏的是安拉，遵行安拉的教诲，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安拉的意旨。按照《古兰经》教导，使它的精髓得以贯彻实行，人际、族际、国际之间，肯定会呈现安定团结、和谐协作，而不是彼此对立、仇杀的局面。
记者：请你谈一下目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林教授：历史在不断地前进、发展，在中国，有相当一段时间对宗教控制比较严格，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生活、成长的人，因受到当时控制、压迫、削弱宗教的影响，纷纷远离了宗教，远离了《古兰经》。比如在我的家乡沙甸，在20多年前，虽然清真寺盖了十多座，但礼拜的人却很少，而现在，随着改革开发的政策英明，宗教教育的恢复与提高，沙甸礼拜的人数越来越多，社会治安稳定，贩毒吸毒的人几乎没有，原来以信教为愚昧落后，而现在则以信教为人身自由的神圣权利得到保护。每座清真寺里都有许多学生，也有中老年人到清真寺礼拜，学习宗教知识，沙甸、大庄、通海、纳家营……有许多小学生男的戴白帽，女的戴盖头，尤其到晚上，他们都到清真寺里礼拜。听说还有的孩子，中午礼完晌礼拜后，才去上学。在寒暑假期间，都在清真寺里学习《古兰经》，有许多小孩都会背诵“十八段”（《古兰经》中选出的一部分章节）了。原来政策不允许这样做，但事实证明，礼拜的人越多，奉行《古兰经》的人越来越多，社会秩序越好，都认为伊斯兰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古兰经》的影响当然远远不止这些，比如经文中强调团结，号召“你们要全体紧紧抓住安拉的准绳，不要分裂”。这确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穆斯林大有进步。从前，由于对经训纪教律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往往在鸡毛蒜皮、细枝末节的小事情而人为地拉山头，分派别，争论不休，相互对立甚至仇视，有时还会发生“亲者痛、仇敌快”的磨擦冲突。而今，各地教派虽然存在，但都能够彼此尊重、密切联系、加强团结，而不是惟我独尊，开斋节、古尔邦节的大会礼年年呈现上万、十几万人不分派别大囤聚的热烈场景。
还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穆斯林朝觐者每年才20来人，近年来猛增，已经突破万人大关。如果不是出自安全与服务能力的限制，实际数字也许会成倍、几倍上升。这体现宗教政策确实今非昔比，也表明穆斯林生活富裕的经济实力。
毫无疑问，伊斯兰教在中国当前盛世明时的和谐环境中，有突飞猛进的趋向。
记者：您作为《古兰经》翻译家和研究家，请您谈谈要怎样用《古兰经》来教育青年一代？
林教授：《古兰经》最强调的是命人行好，止人作恶，提倡积极向上，反对作恶，提倡孝敬父母、尊老爱幼、怜恤孤儿、怜孤恤寡等伦理道德，强调社会平等，反对买卖不公平，反对投机倒把、缺斤短两，这些都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任何人只要认真遵循《古兰经》的教导，他就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人。
对青年人的教育，要从正面宣传，也要针对现实情况，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例如在过去，许多人被不怀好意的舆论误导和歪曲，一提到伊斯兰教，只知道伊斯兰不尊重妇女，允许娶四个妻子，要让他们了解真相，逐渐认识到，伊斯兰教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允许娶四个妻子是容忍，而不是提倡，伊斯兰教提倡和鼓励一夫一妻制，但也允许在特殊的环境下实行一夫多妻。伊斯兰教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维护了妇女应有的权利，她们可以作公证人，可以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甚至一些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都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并认为，伊斯兰教并不是一个只注重个人功修，只谈论天堂地狱的宗教，而是对社会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的宗教。我们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从《古兰经》中找到最佳答案。
关于您所提的问题，即我怎样教育青年一代？因为我已经离休多年，与青年群体接触的机会比较少，经常保持往来的，大部分是虔诚的穆斯林，谈不上教育他们，只能是互相学习，交流知识。有时候，在某些学术讨论会或其他场所，偶然会碰到不同类型的回族青年，在信仰问题上存在差异，个别青年甚至在民族概念上也产生偏见，主要是被误导过甚，竟把“爱国爱族爱教”这本来并不矛盾的有机组合概念分割开，换句话说，就是只强调“爱国”，而不敢或不肯提及“爱族爱教”，特别是“爱教”，连民族饮食习俗也抛弃了，还自以为是“进步”、是“革命”，对此，似乎各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总不能自视太高，傲视一切。我不能板起面孔“教训”别人。在这类场所，有一次，我只含蓄地在讲话中插上一句话说：“任何人，身为回族成员而不尊重自己的民族和习俗信仰，就有如身为中国公民不尊重和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国情民俗”！从热烈掌声中我发觉的是共鸣，而不是反感。目前，把“爱国爱族爱教”对立看待的情况几乎没有市场了。
”
记者：众所周知，《古兰经》是穆斯林的生活法典，请您谈谈《古兰经》对您个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林教授：也许，《古兰经》对我的影响太多了，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谈起。首先《古兰经》指导着我怎么生活，怎么做人，怎么对待别人，怎么对待自己，怎么修身养性。
我觉得《古兰经》是造物主安拉颁降全人类的经典，是对现实世俗社会和宗教精神领域的指针，内涵深刻全面，哲理深奥微妙，启迪震撼心灵，语言韵味无穷。它唤醒我们要参悟深思造物主安拉的独一无偶，号召人们要作为大地的代治者，要开发探索宇宙资源，要享受安拉赐予的恩惠，要爱护自然，建设家园，要维护生态平衡，要劝善止恶，要公正廉洁，要尊老爱幼，怜孤恤寡，要与人为善，团结和谐，要讲究文明礼貌，反对一意孤行、横行霸道……总之，它是一部全面指导人类立身处世的最权威的经典，是针对去人类而发的。因此，不少章节中的召唤词，多有“人们啊”、“阿丹的子孙啊”的称谓。
有些人把《古兰经》理解为，或者仅仅宣传为是自我修养、独善其身的东西，认为信仰真主、诵读《古兰经》是为了在后世能升天堂，避免下地狱，所以，他们只顾个人功修，在礼拜和把斋方面抓得很紧，但不关心别人，不关心穆斯林的大众利益，摆脱现实社会，逃避社会问题，这是不符合《古兰经》精神的。《古兰经》主张两世并重，两世兼顾，要作安拉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作为代治者就有义务为全世界、全人类谋福利，积极进取，开发资源，建设家园，为争取和平、和谐、团结、进步而作出力所能及的奉献！
有些人把《古兰经》看作搭救亡人、搭救祖先的工具，平常也不孝敬父母，不行善，到父母归真时才念经搭救，好像这样就能让自己的父母生前的全部罪过都得到安拉的饶恕，他们就可以步入天堂。其实，一个人能否进天堂，取决于他自己是否信主、行善，是否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律例，完全依靠出钱让别人为他念经祈祷，是得不到真主饶恕的，是与天堂无缘的。所以，我觉得《古兰经》的精髓就体现在对每一个人的要求是完全一致、毫无例外的，比如《古兰经》没有把先知穆罕默德神化，没有把他提高到与真主同等的地位，穆罕默德虽然是真主派遣的圣人，是我们尊敬的楷模，但他是凡人，是以身作则的领袖，“我确是像你们一样的凡人。”他无论提出什么观点或主张，都必须符合《古兰经》的精神，他自己言传身教，首先带头履行，然后才要求其他人履行，他带领人们一起礼拜、鞠躬、叩头，但绝不允许别人向他叩头。作证言里明确强调了真主与穆圣之间的关系，即主仆之间的关系，“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和仆人。”所以，凡是研究穆罕默德生平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是宗教领袖和先知，而且是一位德高望重、令人敬佩的政治家、革命家、社会改革家！是劝人行善，止人作恶的倡导者，不是独善其身，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大众，希望所有人不分民族、种族、地域、肤色，能够像亲兄弟一样，相互帮助，和睦相处。
如果要概括地、简略地谈一句《古兰经》对我的影响，那就是它使我的“伊玛尼”越来越坚定，我愿意为学习、宣传《古兰经》而奉献终身！
记者：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把2007年命名为伊斯兰团结与和谐年，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林教授：伊朗提出了团结与和谐的口号，是非常好的，我们希望这一口号能化为行动。在中国，大力宣传这一口号也完全合乎中国的国策。我认为，因为伊朗重视团结与和谐，所以中伊关系将更加牢固，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将更加广阔。世界上任何热爱和平的人民都会拥护这一口号。伊朗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穆斯林的团结，霍梅尼大伊玛姆曾提出了“古都斯日”，呼吁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以色列，维护伊斯兰的圣地古都斯。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在任职期间提出要展开“文明对话”，也受到了世人的称赞，对加强穆斯林的团结，构建和谐世界起到重要作用。
我觉得全世界穆斯林当前必须努力做到的、最为重要的一条《古兰经》指示，就是：“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古兰经》3：103）
阿拉伯国家或穆斯林世界四分五裂，各自为政，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是搞内部分歧，闹教派纷争，只会大大削弱自己的力量。《古兰经》是非常伟大的，是要求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团结一致、不搞分裂的，如果穆斯林大众真正按照《古兰经》的要求，认真遵循《古兰经》，加强团结，小小的以色列怎敢欺压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穆斯林都坚信《古兰经》，但对最关键、最重要的《古兰经》中必须团结的思想，理解不深，执行不力，没有认真去遵循。这也是导致列强欺负穆斯林，侵略穆斯林领土的根源。因此，我对伊朗革命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把2007年命名为伊斯兰团结与和谐年的倡议十分赞赏，双手赞成！
记者：谢谢林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林教授：您耗费这么长的时间采访我，我也感到荣幸。可惜我谈的很凌乱，很拉杂，有些问题也没谈好、谈透，甚至难免有错误，请您指正！
مصاحبه -لين سون - قسمت دوم
